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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着坚守,克难攻坚
发表日期: 2015-12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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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平研究院的良好发展势头由于“七七事变”,北平沦陷而中断,1938年被迫南迁昆明。而在上海,药物所开始还以中法大学名义留在法租界内继续工作。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,上海租界沦陷,滞留在法租界的药物所也被迫停止工作。此前由于赵承嘏的多年经营,药物所拥有精良的仪器设备,在远东地区也颇负盛名。对此日本人觊觎已久,研究所遭到日本宪兵的搜查。为保护仪器设备,赵承嘏多次被日本宪兵司令部传讯,他均无所畏惧,设法将全部仪器保护起来。期间同在福开森路395号的镭学所,一台价值千磅的感应电炉被日本宪兵扣压,赵承嘏不顾个人安危,邀法国公董局官员共同出面,以法国财产的名义与日本人力争,使得已到码头待运的仪器保留了下来,显示了一个爱国学者的凛然正气。

  从1938~1941年,赵承嘏分别与梅斌夫、朱任宏、朱恒璧、陈克恢、朱子清等合作,继续对国产药材进行化学及药理学研究,包括细辛、三七、钩吻、大戟、羊角藕、蚯蚓、黄藤、菜虫药(雷公藤)、常山等,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,在《美国化学会志》、《德国化学会志》、《中国生理学会志》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。还受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委托,对黄藤、菜虫药两种药材进行检验;与卫生署中央卫生实验院合作研究中药常山的抗疟作用,取得重要成果。

  1944年夏,汪伪政权一度派员接管药物所和镭学所,但好景不长,不久便因维持不下去,草草收场。之后赵承嘏封闭了两个所的全部研究室和物品,直到抗战胜利,两个所重回北平研究院。由于身处汪伪政府的核心城市,他因此背负了教育汉奸的嫌疑。这影响了他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。赵承嘏获得北京大学、中国药学会、中国化学会、北平研究院的提名,并通过选举筹备会的初步审查。1947年10月15~17日,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举行,赵承嘏进入到152人名单,但大会对初审通过的院士候选人做进一步审查时,本着从严把关宁缺勿滥的态度,化学组删去了萨本铁(曾参加伪北京大学)与赵承嘏。这些不公正的待遇没有影响赵承嘏的心情和科研工作的热情。

  抗日战争胜利后,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没有好转,反而急剧恶化,药物所又进入举步维艰的日子。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,赵承嘏及其领导的药物所依然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赵承嘏带领助手高怡生等,与药理学家张昌绍、陈克恢先生等人合作,继续研究常山的抗疟有效成分。他们从常山中分到3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异构体,并发现常山丙碱的抗疟作用为奎宁的148倍。这一研究成为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常山抗疟热潮研究中的“高峰”,赵承嘏等人关于常山碱化学研究的论文发表于《美国化学会志》(J. Am. Chem. Soc.),张昌绍等药理学研究论文发表于《自然》(Nature)和《科学》(Science),足见当时这一研究的水平之高。通过这一研究,还培养了高怡生院士和周廷冲院士等一流的化学和药理学人才。

  图1 1936年,司法行政部法医学审议会成立大会(赵承嘏:第一排右二)

  

  图2 常山

  赵承嘏攻读的是有机合成学位,初期研究的主攻方向也是有机合成,为了挖掘我国中草药这一宝库,他放弃有机合成专长,转用化学手段研究中草药有效成分。但他对于中国药学发展的思考是全方位的,其深刻地意识到,天然产物的结构改造和合成药物已经成为国际药物研发的主流,中国药物的发展道路也必须走这条道路。因此,中国药学的发展需要有机合成的人才。常山抗疟作用课题告一段落后,赵承嘏建议高怡生前往英国留学,主攻有机合成。1948年,高怡生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,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深造,师从与赵承嘏同出曼彻斯特大学小潘金师门的著名有机化学家、194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伯特.鲁滨逊(Robert Robinson)教授,进行天然产物全合成研究。 

  图3 赵承嘏在实验室

  1949年春,上海解放在即,李石曾来到药物所,告诉赵承嘏船已经准备好,要把药物所转移去台湾。当即遭到赵承嘏的断然拒绝,他对李石曾说:这些设备不能拆,不能搬。因为赵承嘏坚信内战结束后,国家安定,科学事业会有新的发展机会,而药物所是他决心终身工作的场所,他绝不会离开。直到全国解放前夕,药物所仅剩4人,经费无以为继,工资发不出,每人每月只有一块银洋维持最低生活,赵承嘏设法与光明药厂合作,仍艰难支撑着药物所,直到新中国成立。由于赵承嘏的坚守,药物所的血脉保存了下来;由于赵承嘏的坚持,药物所得以留在祖国大陆。他终于迎来了为“寻找治疗疾病的新药,为人民解除病痛”的理想继续奋斗的新时代。 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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